“非洲的米歇尔知道吧？，米歇尔的头发就是我们村做的。”经人提醒“米歇尔是美国人”之后，周金花觉得没差别，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，戴的是许昌生产的假发。

  身为中国人，你可以为自己乌黑、垂顺的发质自豪。在河南许昌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基地，一家假发厂的老板刘少阳有些骄傲，“我们中国人的头发，是所有国家头发里发质最好的一种，也最适合做假发。”

  但他随即有些难过。今年，因为疫情导致收头发困难，国内头发价格持续上涨了20%以上。60厘米的中国“顺辫发”，收购价能给到3000元以上。这样的价格，已经是东南亚头发的三倍，依然有价无市，“好的长头发越来越不好收了。”

  假发是许昌的支柱产业。在这座以“造假”闻名全球的城市，像刘少阳这样，在假发产业链上的工厂数以千计。据统计，整个许昌假发产业从业人员有30万人，供应了全球一半的假发，平均每天在全球销售4万套。按照这一个数据，平均每两秒钟，就有一顶来自许昌的假发卖出，戴在了某个人的头上。

  可这一年，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，这个容易被普通人忽视的行业正在遭受剧烈的震荡。许昌假发的代表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瑞贝卡，今年上半年报显示，2020年上半年，瑞贝卡集团纯利润是1117.15万元，比去年同期骤降了约90%。

  大企业利润缩水尚能维持，对刘少阳这样的小企业来说，现金流一旦断裂，就是生死困局。今年真人头发的涨价，只是他需要发愁的事情之一，除此之外，他还要为找不到手工钩织工人发愁，还要为在国外假发的销路发愁。

  在南非的中产阶级顶级的购物天堂Sandton City，当地老板Agona已经焦虑了一个月。

  南非，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累计确诊已超60万例。而南非最严重的地区又属开普敦港。大量的港口装卸工人染病，港口一度关闭，进口的货物普遍出现了停滞，其中就包括当地最受喜爱的中国假发。

  Agona的假发店位于Sandton City中心的曼德拉广场。店内贴了张巨大的彩色海报，中国的手制假发标注在最显眼的位置，28英寸假发卖7500南非兰特，折合人民币3000块出头，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平均薪资。但即便是疫情中，假发依然供不应求。

  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中国的假发工厂老板刘少阳也在发愁中。全球物流受阻，非洲商人发愁买不到，他发愁卖不出。他的工厂里有20余名工人，疫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厂子三个月几乎都发不出工资。如今国内疫情控制住，假发厂才重新开始运转。

  周金花是他的厂里20多名工人之一。对这个河南许昌的68岁村民来说，非洲的疫情离她既远在天边，又近在眼前，近到通过假发厂里机器的运转就能感受到。

  经过上半年的做做歇歇，她现在终于开始忙碌了。周金花把手里的一捆头发往钢篦子上甩去，再用力往外一拉，就像是把成捆的稻谷往地上砸使其脱粒那样。这在假发生产中称之为“打发”。反复十几次，这捆乱头发就顺了。

  手里的活儿不停，周金花嘴上更关心的还是结了婚的儿子，以及马上要念初中的孙子。非洲对她来说，已经突破了她的想象力边界。“非洲是在中国东边还是西边？”但这并不妨碍她产生自豪感，“非洲的米歇尔知道吧？，米歇尔的头发就是我们村做的。”经人提醒“米歇尔是美国人”之后，她觉得没差别，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，戴的是许昌生产的假发。

  就是这样一个家族式的假发厂，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往非洲出口了8万顶假发。想象一下，数以万计的非洲女性头顶的假发，都经历过这个68岁中国河南农村妇女的手的情景。而她从这项“跨国生意”中，得到的报酬是每小时19元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她成功的依靠“打发”这门手艺，给儿子在许昌市区的房子赚到了首付，如今，边打发还能边聊天，对她来说更像是解闷。

  不过，今年上半年，周金花每个月的收入波动太大，多的时候能到6000元，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几百，她可能想不到的是，能决定她每天做几个小时的不是她自己，也不是她的老板，而是北美、非洲、东南亚、中东和朝鲜。

  假发产业，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商品，因为中国人很难理解，为什么每个非洲女人都要买那么多假发戴。在这个漫长的产业链条上，东南亚和中东女人们的头发被收集起来，经过朝鲜或是国内的手工初加工，然后在许昌制成假发，最后出口到北美和非洲。任何国家的蝴蝶扇一下翅膀，都会让这个产业的洋流掀起波浪。

  若不是门口放着一筐废弃头发，很难想象这个如此普通的农村民房会跟假发厂有啥关系。9月20号，许昌才下过雨，村里的道路积着泥水，院墙外，扁豆杂乱的生长，盛开出旺盛的白色小花。这里没有路标，没有厂牌，只有隐约的“擦擦”声，那是生产假发的三联机发出的声音。

  在许昌周边，每一个村宅，都可能会藏着一座假发工厂。这并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工艺，走进院子，只要待上三五分钟，就能够理解假发的生产过程。

  假发厂老板刘少阳说，从大的环节来分，假发的生产分为四步。第一步是把收来的真人头发初步处理，理清发头和发尾，去除白头发，称之为“开料”。“最好的头发是顺辫发，由于价格贵，比较难收。业内有的假发厂就以次充好，把梳头掉下来的乱头发经过酸洗、去毛鳞片，当做顺辫发来卖，这样的假发佩戴寿命很短。”

  而刘金花负责的“打发”环节，是假发生产的第二步，在周金花家，老人在篦子上拍打头发。说是篦子，更像是一个钉子板，混乱的头发经过钉子板，理出头绪，分好长短，这样一来，就为接下来的“档发”打好了基础。

  在许昌，档发的“档”，是个动词，意思是把头发按照长度分成不同的档，形成可供加工的发条。为便于整理，一般是取10、12、14英寸这样的双数长度。在附近的禹州市做了30多年假发行当的周伟，如今已经是当地资历最老的师傅之一，但档发的来历远比他的年龄要久得多，“从1900年就开始啰。”那一年，当地一个叫白锡和的村民，遇到一个德国商人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头发还能卖钱，合作做起了头发收购和出口的生意。等到了1933年，当地县志上讲到泉店村头发交易的盛况：“每年贸易额，亦恒达数百万。”

  从那个时候起，假发的全球化就扎根在了这里，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。在流水线上，档发这一环节，很多时候依然要依靠人工来完成。

  在假发厂里，吴桂芬的工作是把分好档的头发，用不一样的颜色的绳子捆扎成发条。一条发条通常100g，拿起来是一根柔顺的乌黑辫子。现在，她正在捆扎头发里最昂贵的一批货，因此格外小心。20英寸的头发，也就是约半米长，这样长度的头发，每100g光成本价就要350元。

  第四步是把发条在三联机上制成发帘。到了这一步，就到了机器自动化的环节。三联机是假发制作的核心设备之一，看上去就像是三台并排的缝纫机，作用是把头发丝均匀地缝在一根线上。处理好的发帘就像是头发做成的窗帘。此时的头发都是笔直的黑发，到了这一步，假发也基本完成了一半。也只有当头发制成了发帘之后，才有了进一步缝制在假头皮上，制成假发的可能。

  三联机的“擦擦”声让周金花觉得安心。只要机器的声音还在，意味着产业链条依然在运转。如此一来，当地的由农民转型成的工人们就有饭吃。这可比种地强多了，“一亩地辛苦一年也就千把块钱，在厂里干一个月等于种好几亩地。”

  最后一步，就是把发帘子缝制到假的“头皮”上了。按照每个客户的要求，有的客户真正的需求卷发，我们就需要把发帘卷在一根铝管上，用高温让其定型。定型之后，通过手工或是机器的方式，把发帘加工成假发套。

  “这最后一步讲究就多了。”刘少阳说。不同的假发造型，体现的是不同国家的审美，“假发甚至能够说是国外流行的风向标”。根据弯曲的形状，又分为水烫波浪式（water wave）、深水波浪式（deep wave）、稍微卷（ jerry curly）等十几个种类。外国人的喜好常常几个月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，比如现在，非洲比较流行的就是yaki发，那是一种蓬松的直发。

  在许昌，头发还有一个别称，“黑金”。无论哪个国家，要长到这样及腰的长发，通常意味着三年时光。但不同国家的头发，发质的特色各有不同。周金花干了这么多年的档发活儿，收来的头发一到手上，就能辨别出是哪个国家的头发，八九不离十。

  周金花谈兴起了，把手上的活儿停下来，尽管这辈子还没出过省，但说起来头发时，眼睛里放出光：中国女人的头发通常又黑又直，是做假发的上好材料。早些年，朝鲜女人也把头发剪下来卖钱，但发质更粗、更结实，并且不好褪色，因此没法染浅色。而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头发就是目前假发行业用得最多的头发了，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的女人头发都差不多，她们的头发比中国人细，偏软，只有颜色上的细微差别。目前跟中国女人头发最接近的要数印度头发，当地人有留长发的习惯，并且焗、染的较少，因此多用在高端假发产品上……

  许昌的收头发产业跟假发生产密不可分。曾志在许昌收了三十多年的头发，他说，对收头发来说，国内最好收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“那会儿我们整个村的男人都外出去收头发，因为比种地赚钱啊。”他记得当初是父亲带着他，去安徽、河北等地的村子里收，哪里穷去哪里，每天骑着自行车，挨个村挨个村的吆喝。

  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，许昌人把收头发的生意做遍了全国，形成了一张网。全国各地的头发，通过这张网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许昌来。这奠定了许昌成为“假发之都”的根基。

  早些年间，中国只能进行最初级的工艺，一般出口一些发条到国外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有全开始决定走高端路线，直接制成假发，打入欧洲和美国市场。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，许昌的假发产业开始逐渐壮大，也是在那之后，许昌有了建设成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产业基地的计划。

  不过，随着国内的头发越来越难收、越收越贵，许昌人开始把收头发的目光转向了国外。

  “今年好头发价格持续上涨了20%。”许昌的曾志收了十年的头发，今年的头发是最难收的一年。要在往年，他这一段时间已经在柬埔寨或者越南的某个村子里了。收头发的方式，与几十年前在国内农村如出一辙：雇佣当地人，一个村一个村的吆喝。

  在柬埔寨的金边，曾志认识了当地的头发贩子Gan。Gan告诉他，尽管这些年缅甸发展迅速，但背后依然有很多穷人，“有人卖身体，有人卖头发。”每到4、5月份， 都是当地卖头发旺季，18岁到60岁的柬埔寨女人们，排着队卖头发，15英寸的头发能卖12万柬埔寨币，相当于200多块人民币，这样的价格，几乎是中国女人头发价格的五分之一。

  对于头发，曾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早年间，收头发仅仅是他种地之外的一种补贴，最早的时候去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区域去收头发，后来只能去国外碰运气了。那次决定改变了他的生活。他联系上缅甸的一个华侨，自己带着计算器就去了，第一天钱包就被抢了，靠着朋友接济才把生意谈成。如今他帮两个儿子在郑州付了买房的首付，自己在许昌的许扶运河边也安了家。

  他在乎头发，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头发。“显微镜下，头发就像蛇一样，通体是有鳞片的。我要找的头发，是顺辫发，头发的鳞片的顺序都是规律排列的。这样的头发，才能做出来最好的假发。”

  今年，他的收头发计划因为疫情泡汤。按照相关法规，由于未经加工过的人发属于“固态废料”一类，在我国是不允许进口的，所以没办法走正规贸易渠道流入国内，由此衍生出一些灰色渠道来，“现在，疫情导致这些渠道走不通了，直接进口头发变得很难。”

  周金花们所在的假发行业，面临的除了原材料难以进口的难题外，还有另一个人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困境。“现在整个假发行业都没办法，都在等朝鲜开放。” 许昌一家假发厂的厂长张巧说。

  对于高端假发来说，在经历过档发的环节之后，需要把一根根头发手工缝制到发网上，这一步骤称之为钩织，不仅费时费力，而且考验技术。早些年间，全世界最好的钩织工人都在国内，如今国内人力成本上涨，假发钩织环节已经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朝鲜。

  许昌的张巧已经玩转了跨国贸易，她在朝鲜建了自己的手工钩织厂。头发初加工后直接发到朝鲜，手勾完成之后，运回许昌进行最后的加工、造型和贴牌。“在朝鲜的罗先市，工人每个月平均薪资是600块人民币左右，而且技术很好，要在国内，1200块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做。”

  疫情打乱了这一切，近几个月，朝鲜不能通关，朝鲜所有做加工的包括假发，都停掉了。假发圈内，甚至发起了一场“寻找国内手勾工人”的活动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钩织就像播种，不但要看行距，还要看株距，还分为单层、递针等多种手法，短时间内根本学不会。

  9月底，她得到最新的消息，档发的活儿很可能要停一段时间了。因为朝鲜那边假发加工的开放可能又要延后了，而印度那边的一批头发原料也因为疫情耽搁了。国内的实体店，假发的销售也不理想，存货还够卖。

  那一刻，她又变回成了一个农民。她甚至想起家里的地来，快要10月份了，是否能种点菠菜了？

  对黑人女性来说，假发是刚需。用南非的假发店老板Agona的话说，黑人的头发又短又卷，长不起来，“平均每个黑人女性都有五顶假发。”

  刚需对资本来说，意味着市场，哪怕是在疫情面前。对假发这个行业来说更是如此。

  Agona决定直接和许昌的工厂联系。在过去，他都是向南非当地的经销商取货，如今，货迟迟不到，他不想再等了。另一方面，许昌的假发厂家发现，受疫情影响，实体店的假发卖不出去，被迫把假发挂在了一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。

  传统的中间商模式在疫情中再一次被洗牌了。这几天，周金花的假发工厂老板刘少阳最发愁的事情就是，上外国网站看不懂，外国人说话听不懂。“招客服是当务之急，一定要会英语交流的。”这个连高中都没上过的中年人，头一回意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，半个月前也报了个英语网课班，每天坚持自学打卡，在家里背“Africa”、“Cambodian”。

  最近假发圈里都在招英文客服，工资待遇已经涨到了6000元每个月，这在许昌已经是不低的工资。但人依然难招，刘少阳便临时征用了上大学的儿子，每天下午1点到7点，“义务”给店里做英语客服。

  “寻找国内手勾工人”的活动也终于有了音讯。一些在之前坚持使用国内工人钩织的厂家，渐渐浮出水面。一名厂长说，国内的人工费比朝鲜贵了两倍不止，但把这些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钩织团队放弃又舍不得，没想到，这次疫情里，国内的钩织工人成了绝对主力。

  自然，周金花种点菠菜的愿望也落空了。飞跃大洋的订单陆续而至，虽然不比鼎盛期，但假发厂也正在慢慢地复苏，小院里，又响起了三联机的擦擦声音。